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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2 22:35 来源:未知

[“推特总统”特朗普 靠专属APP能再次当选吗“推特总统”特朗普 靠专属APP能再次当选吗 发布时间: 2019-10-09 17:26:52 来源: 新京报 作者: 网络整理 栏目: 国内新闻 点击:

深明大义

今天我们不仅仅是把权力从一个政府转交给另一个政府,或者从一个政党转交给另一个政党,而是将权力从华府权贵的手中归还给美国人民……真正重要的不是谁在执掌我们的政府,而是我们的政府是否‘民有’。2017年1月20日,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宣誓就职时承诺将确保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主人,并将变革的矛头直指华盛顿建制派。 于是,一场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革新似乎接踵而至。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政府经验与军旅生涯同时空白的白宫主人,特朗普被期待驾驭反建制派力量,涤荡华盛顿政治圈的分裂、僵化以及与民意的脱节,这些也构成了普通选民特别是蓝领中下层选民希冀特朗普兑现让美国再次强大竞选承诺的关键内容。 但现实情况是,从前后两版的所谓限入令遭遇司法冻结,到旨在废除并替代奥巴马医改的共和党版本即《美国医保法案》(American Health Care Act)引发党内分歧,再到通俄门调查的愈演愈烈、扑朔迷离……一系列重大争议性事件都在强调一个不争的事实:新总统正在接受美国政治所蕴含的巨大惯性的塑造。而正是这种塑造,让特朗普很快意识到了美国总统在宪法框架与政治生态夹缝之中的局限性。 基于对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来美国政治发展的初步观察,本文尝试就特朗普时代及其执政以来的美国政治走向进行梳理,重点探讨作为美国政治重大背景的民意态势、特朗普影响下的政治生态以及当前美国政治生态的基本主题。在延续与变革的对比之中,本文尝试对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总体走向作出初步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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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阵营在动员选民投票之前又给自己加了一个挑战,即如何动员选民下载、安装这个智能应用。

不变的环境:不满与极化民意的延续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是以美国民众对经济、社会事务以及国际环境等多项议题的不满甚至怨气作为关键民意背景的,进而为迎合民怨宣泄的反建制派候选人特朗普的当选创造了条件。不可否认,2016年大选虽然实现了不低的投票率,但仍旧是一场低质量的总统选举。 其一,两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均未享有多数民意支持。在选举日前夕,特朗普的满意度只维持在三成上下、不满意度则达六成,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Clinton)的满意度则不足四成,不满意度达到五成以上。在竞选期间围绕着两位候选人的争议性议题乃至丑闻也加剧了民众的厌恶情绪,而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大选显然无法为选民提供有效且优质的解决方案。 其二,特朗普的当选是在双不过半的前提下实现的。在美国特有的初选制度和各州胜者全得的选举人团制度的交互影响下,特朗普在初选和大选的相应范围选民中均未得到简单半数以上的支持,甚至在大选期间还是以选民票落后、选举人团票反超的民意劣势当选的。双不过半以及两票倒置的弱势状态直接约束着特朗普推进内外政策的政治空间。 由于总统选举的低质量,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民意不但没有显现出积极调整的迹象,反而发生了民怨累积与极化加剧同步恶化的态势。 一方面,民意的悲观与不满持续加剧,毫无改观。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在2017年5月公布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已跌落至20%,是1958年首次同主题民调以来的最低水平。具体而言,至少有22%的受访者对当前联邦政府的所作所为感到愤怒,55%深感失望。这两个指标的水平与2016年3月即大选初选期间以及2015年10月即大选隐形初选期间不存在统计差异。此外,对联邦政府感到愤怒者在民主、共和两党阵营中的比例分布差距不大,分别为24%和21%。 在对联邦政府信任感缺失的同时,美国民众对国家方向也持续不满。如图1所示,选举之后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民意虽然有所好转,但幅度仍旧微弱。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新政府并未给普通民众对国家前景的期待注入正能量。美高梅mgm59599 1特朗普的应对:推特治国与帝王式总统 累积的民怨与极化的民意,提高了特朗普推进内外政策议程的难度。矛盾性的民意分布至少对特朗普政府造成了两个维度上的重要塑造。其一,为了抗衡民众的不满、确保政府与政策的稳定,特朗普存在极强的动机来强化针对共和党选民群体的动员,全力确保助力其胜选的基本盘支持得以延续。在该维度上,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为特朗普提供了最佳工具。其二,面对总体民意满意度低、共和党党内保持高支持度这一难以很快缓解的困境,特朗普逐渐倾向于采取单边主义路径推进政策议程,进而导致了所谓的帝王式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的差异化回归。 推特治国重构美国政治生态 如同小罗斯福通过广播进行炉边谈话或者肯尼迪凭借电视展现领导人魅力,能够代表特朗普或者特朗普时代的政治传播工具当然是推特等社交媒体,甚至特朗普频繁使用推特发表政治立场、预告政策决定的行为,也被戏称为是推特治国。 虽然这种说法存在很大程度的夸张成分,但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当然会深层次改变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这种改变显然并非是特朗普造成的,但却由于特朗普的当选和对推特的广泛使用,而成为重构美国政治传播或动员结构的重要因素。 一般而言,佛蒙特州前州长霍华德迪安(HowardDean)在2004年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早期的意外领先,被认为是互联网技术应用于选举政治的重大成功,也标志着美国政治的网络化与数据化。网络技术塑造的政治语境下,永续动员(permanent campaign)成为更易完成的任务,特别是决策在华盛顿政治圈受阻或总统本人作为圈外人而并不擅于与华盛顿建制派合作的情形下,网络动员的广泛性、针对性与及时性都为白宫提供了直接诉诸民意支持的重要渠道。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即奥巴马在执政八年中广泛运用网络技术实现的自下而上的政策动员,成功推动了包括奥巴马医改在内的众多议程。 如果将美国首位互联网总统的头衔冠以奥巴马的话,特朗普无疑是首位所谓的社交媒体总统,而美国政治也就此步入了所谓的社交媒体时代。推特、脸谱等社交媒体的普及虽然有赖于互联网技术,但因其轻而易举地实现的双向度网络化动员,已在竞选和政策过程中显现出不同于普通互联网技术的巨大能量。根据皮尤研究机构的民调显示,62%的美国成年人不同程度地凭借社交媒体获悉新闻,而这个数字在2012年时还是49%。换言之,社交媒体在奥巴马时代崭露头角,在特朗普时代已然大行其道。 一方面,推特等社交媒体所能实现的政治动员具有极强的负面吸附力,加剧政治极化态势。整体而言,社交媒体的传播方式表现为语句简洁的口号化、明确立场的激进化,以及宣泄情绪的低俗化。这三个特征决定了社交媒体具有颇为可观的负面吸附力,完全符合2016年民怨情绪表达的一般规律,也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取向高度吻合。换言之,特朗普通过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实现的动员最大程度上迎合并驾驭了2016年选举中的民怨情绪。因而,其上台后也正在继续采取相对简单、激进甚至粗暴的推特表达来巩固这一部分民众的支持。 与此同时,研究表明,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网络传播事实上并未为选民提供广泛而公开的信息,反而加深了已有不同群体认同的固化,恶化了政治立场的极化。再具体而言,推特中的转发行为明显具有强烈的极化分布,而提及行为则相对不具备明显差异。这就意味着,同一条具有特定政治立场的推文可能被反复地甚至几何级地转发,从而形成强化极化立场的效果;而提及行为构成的新推文则往往不会造成广泛极化的传播效果。推特等社交媒体在加深政治极化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这种传染性角色,不但是特朗普竭力稳固共和党基本盘的有效途径,事实上也是反向导致特朗普陷入总体满意度低、但共和党选民满意度高的民意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推特等社交媒体正在解构所谓政治权威,不断推动着反建制派浪潮。如果说2016年美国大选的主线之一是建制派与反建制派之间的激烈对决的话,社交媒体无疑为反建制派提供着强劲的推动力。在传统媒体的语境下,媒体议程设置基本上是由专业精英或者所谓建制派决定的,民众个体本身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充当受众角色。而在社交媒体的参与下,包括政治人物在内的个体都转化为消息源,甚至可以制造具有高舆论关注度的所谓新闻,并足以吸引传播媒体报道议程的跟进与政府政策议程的关注。这种逆向传播的新结构本质上导致了对建制派或权威的解构。 以个体消息源为核心的社交媒体传播不但助力了特朗普的当选,而且确保其在与主流媒体关系始终紧张的情况下,仍可以实现有效的社会动员。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包括传统主流媒体在内的权威发起的解构,也直接挑战着就任总统进而也成为权威的一部分的特朗普自身。根据相关研究,针对2016年新闻消息源的统计显示,主流新闻网站的访问量有48.7%来自直接访问,来自社交媒体传播点击访问的只有10.1%,而所谓的假新闻网站的直接访问量约为30.5%,社交媒体的链接提供了41.8%的访问量。这种假新闻在社交媒体中蔓延的态势在大选后并未缓解,至今仍在延续。 这就意味着,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所谓的后真相时代,进而恶化了特朗普的个人形象及其当前所面对各种门丑闻的复杂程度与负面影响。社交媒体给予个体参与者的重要角色,导致反建制派政治人物乃至反建制派政治力量的不断涌现。随着特朗普以毫无政治经验的圈外人角色入主白宫,社交媒体带来的制造网红参选人的传播结构、锁定支持者群体的直接动员,以及动员与募款(如通过社交网络技术实现的小额捐款)合并的双向路径,都为政治圈外人或者所谓的非主流政治人物创造了获得足够政治资源的充分机会。 事实上,这种帮助特朗普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崛起的政治传播结构,在特朗普上台之后逐渐进入了常态化状态。在2017年4月到6月之间进行的关于多个国会众议院席位的补选中,多位反建制派参选人至少都战胜了相对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党内竞争者。比如,佐治亚州国会众议院第6选区席位的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瑟夫(Jon Ossoff)就是一位只具有国会议员助手经历的纪录片制作人,但他战胜了身为该州前州参议员的党内对手;又如,在蒙大拿全州国会众议院单一席位补选的民主党初选中,歌手罗布奎斯特(Rob Quist)也战胜了多位州议员。 甚至在目前关于2018年中期选举的众多猜测中畅销书作者J.D.万斯(J.D.Vance)和广播谈话节目主持人劳拉英格拉哈姆(Laura Ingraham)也被传说有可能分别在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州代表共和党参选国会参议员。如此反建制派持续挑战建制派的浪潮,完全是社交媒体推波助澜下不信任政治精英的民怨情绪的持续发酵,但其结果未必是民意不满的平复,而可能会因为反建制派无力有效兑现承诺而导致民意不满进一步升级。这种恶性循环部分地正发生在特朗普政府之中,也将直接妨碍某些关键政策的延续性。 可见,特朗普如今所谓的推特治国,本质上是在迎合性地延续使用社交媒体工具,从而实现强化共和党基本盘支持度的动员效果。但在实现针对性动员的同时,社交媒体在政治层面的广泛运用也为特朗普政府的公信力制造了众多新挑战,进而也加剧了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激烈冲突。这种冲突虽然正在制造某些不稳定性,但也在加速美国政治生态的自我更新。 帝王式总统凸显特朗普执政困境 所谓帝王式总统主要用来形容新政时代以来的现代美国总统制中总统权力有所上升的整体趋势。按照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Jr.)在其同名专著中的极简提炼,帝王式总统至少具有两个明确标志,即超越可控的制约以及超越联邦宪法的限制。 虽然总统及其行政分支权力扩大的趋势在水门事件以来有所减缓,甚至国会所代表的立法权力也在同步复兴,但在21世纪以来,美国先后陷入反恐泥潭和金融危机阴影的大背景下,总统权力再度回升。小布什时期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无疑是总统权力在危机中占据主导的绝佳体现。 而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中,帝王式总统也直接体现为,在面对国会共和党的彻底抵制与某些议题亟待解决方案的矛盾之时,奥巴马通过总统行政令(executive order)等方式暂时执行政策的所谓的单边主义扩权。需要说明的是,奥巴马在八年任期中总共颁布了276项总统行政令,平均每年35项,该水平是格洛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第二个任期(1893—1897年)以来最低的。这也凸显了奥巴马的总统行政令更多聚焦于较为重要的政策议题,在政策影响意义上具有更高的含金量。 就特朗普执政初期的作为判断,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奥巴马时代所谓的帝王式总统风格,但这种延续显著地存在着两个维度上的差异。 其一,两者面对的民意基础不同。如前文提及的那样,特朗普所面对的是历史最低、最负面的民意开局,民意前景也不乐观;而奥巴马上台之初享有的是满意度为68%、不满意度为12%的极高期待,即便是在八年执政之中,也只有2011年下半年到2012年上半年和2013年底到2016年初这两个时段,经受了不满意度反超满意度的困难局面,但在这两个时段中奥巴马的不满意度也从未超过六成、满意度也基本维持在四成以上的水平。换言之,特朗普只拥有共和党基本盘的极化支持,而奥巴马享有的支持群体规模明显更为光谱。 其二,两者在与国会合作上的态度不同。两人上台之初都面临着本党控制国会两院多数的一致政府状态,奥巴马选择更多地与国会合作,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去国会众议院多数之后才转而推进单边方式,而特朗普则从上台伊始就依赖于总统行政令来实施核心政策。 具体而言,奥巴马在上任第一年共发布了39项行政令,在百日执政期间发布了19项,其中内容除了解除联邦政府拨款支持干细胞研究禁令等具体政策之外,大都为程序性或组织架构性安排;反观特朗普,百日执政期间发布了31项行政令,截止到2017年7月14日已发布了40项行政令,即上任半年已超过奥巴马执政首年的水平。其内容包含如所谓限入令、推翻奥巴马政府气候能源政策等众多颇具争议性的重大政策调整。 这两个维度上的差异决定着两位总统扩权所形成的帝王存在着明显区隔。对奥巴马而言,帝王式总统更多是在党争意义上的,旨在绕开共和党的抵制才设法延伸了行政权的手臂;而特朗普的帝王式总统处于一种自行其是的孤立状态,他更强调自身与整个政治体系的分立,希望白宫及其行政分支可以绕开包括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在内的其他所有政治体系的制衡。其表现有三: 其一,特朗普尽力通过总统行政令而非国会立法的方式来推进其在竞选期间承诺过的众多主要政策主张,但事实上很多政策因其重要性而应当通过国会立法实施;其二,特朗普在医改、税改等必须通过国会立法方式推动的政策议程上并未表现出足够的重视、至少没有就议题本身进行较为专业的了解与准备,而是将责任交由国会共和党领导层负责;其三,由于共和党民意对特朗普的充分支持以及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对这种民意支撑的反复强化,国会共和党不具备充分制约特朗普的民意基础与政治动力,进而也就让一位总体民调处于历史最低的总统获得了扩张行政权的空间。 相对孤立的帝王式总统还表现为特朗普在组建白宫乃至政府团队时将忠诚度视为唯一标准,进而形成白宫核心决策圈的做法。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关于特朗普核心决策圈的内部派系划分存在众多版本,但目前被了解到的这些核心决策参与者显然具有不同的政治经历,他们所代表的利益及所持有的政治观点相互竞争冲突但又维持着某种程度的均势。这就意味着,特朗普的核心决策圈一定会保持对外封闭、对内各派争斗却相互平衡、在不同议题上轮流发挥主导话语权的微妙状态。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特朗普的这种帝王式总统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国会制约,但并不能彻底主导所有政策议程,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所谓的限入令前后两个版本都被联邦司法系统冻结搁置。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已经敦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接受审理这一争议性案件。 在特朗普提名的保守派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就任并使得联邦最高法院内部政治氛围再次略微倾向于共和党一方时,如果联邦最高法院审理并作出支持限入令的判决的话,特朗普的所谓的帝王式总统将得到进一步扩权。而对限入令本身的司法制衡也充分展现了美国现行政治体制最为基本但却最为重要的底线约束。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帝王式总统也正在经历国会即立法分支不同形式的塑造。最为典型的例子即所谓的通俄门系列调查。目前国会两院司法委员会、情报委员会都先后展开了听证调查。虽然两党在该议题上的诉求大相径庭,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双方不同程度地希望通过通俄门彻底调查斩断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可能性。这也是国会对特朗普必要且基本的制衡作用的关键体现。 特朗普目前相对孤立的帝王式总统状态,说明其仍旧难以融入美国政治体系,但却因为握有共和党基层选民的足够支撑,进而有恃无恐地采取了众多单边方式来推进重大甚至争议性政策。不过,总统行政令等单边方式显然无法有效且彻底地实现所有政策落实,以及兑现竞选承诺,这也就凸显了特朗普目前执政特别是政策制定上的难解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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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团队正在研发一款专门在智能手机上应用的竞选程序,并将很快上线投入使用。按照目前的预期,该智能应用将被用于发布信息、动员选民、招募志愿者以及吸收捐款等竞选活动的关键环节。

美国政治的当前主题:党内政治与周期更迭

2016年大选并未宣泄的民怨情绪、社交媒体重塑的政治动员结构,特朗普政府单边主义的政策倾向,这些态势相互牵动、交错强化,推动着美国政治重心或主题的新变化。概括而言,当前美国政治主题从短期而言是所谓的党内政治,而长期主题则是所谓的周期更迭。 短期主题:美国党内政治优先于两党政治 2016年大选特别是两党初选阶段,极化对峙的民主、共和两党各自内部也较为集中地爆发了不同政治理念或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比如共和党党内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建制派崛起,或者民主党党内新民主党人希拉里与进步主义民主党人伯尼桑德斯的激烈竞争。这种党内分歧并不仅仅是所谓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冲突,更是两党党内各派别在应对美国当前内外挑战时不同路线选择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自1856年即如今的民主、共和两党正式介入总统政治以来,两党政治生态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内合—间斗(即党内团结合作,两党冲突斗争),在较少的状况下也表现为内斗—间合(即党内存在某种冲突斗争,两党之间存在一定合作空间),比如南方民主党现象.而2016年总统选举当中的两党政治生态却显现出所谓内斗—间斗的罕见组合,如此更为复杂的极化现象也可以被概括为碎片极化的新特征。 双斗态势在特朗普时代显然得到了延续,但其主要矛盾或侧重点出现调整,即间斗明显弱于内斗。虽然如前文提及的那样,特朗普的当选并不是高质量的当选,但共和党的确自1928年以来再一次掌握了对白宫、国会两院多数、50个州州长多数,以及可能决定联邦最高法院政治风向权力的全面控制。 即便民主党在国会参议院尚且有权通过冗长发言等方式对共和党的政策议程构成某种程度的搁置,但所谓核选项(nuclear option)的广泛使用正在极大地蚕食着这种防御性的制衡能力。进而,民主党人只有在批准条约等需要国会参议院三分之二即超级多数通过时才能显现对白宫的影响力。正是由于当前两党政治权力的不对称性,两党之间的竞争性与制衡性暂时下降,两党各自党内的矛盾与整合上升为核心主题,即党内政治已优先于两党政治。 就民主党而言,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落败加速着党内权力重构。民主党正在经历寻找新路线与新的领导层的整合过程。前文提及的代表民主党角逐佐治亚州国会众议院第6选区席位的乔恩奥瑟夫刚刚年满30岁,由他参与的这次选举也被认为将是民主党在千禧年一代(millennials)群体中动员能力的压力测试并可能成为千禧年一代对特朗普内外政策表达不满甚至对其进行象征性公投的明确信号。奥瑟夫作为圈外人的意外崛起也得到了包括桑德斯、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等颇受欢迎的民主党政治人物的支持,而这些人都属于民主党党内较为激进自由派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 因而,奥瑟夫的竞选前景可能成为观察民主党党内生态的试金石.从最终竞选结果看,奥瑟夫的落败虽然存在其所在选区共和党基本盘稳固的不利因素,但其始终讨论政策、只在最后一刻才展开针对特朗普的负面竞选也被认为是失败的主因。换言之,选择何种道路、采取何种方式,民主党仍在摸索的过程之中。当前党内的整合效果最早将在2018年中期选举的议题与路线规划,乃至2020年大选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初选中得到印证。 就共和党而言,其虽然整体上近乎占据绝对优势,但并不意味着彻底控制了美国国家议程,反而同样面对着党内整合的挑战。客观而言,特朗普只是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当选,其政策议程原本就需要与共和党主流派协调,又加之其反建制派标签也面临着与建制派互动的难度。 从特朗普执政初期的表现观察,共和党主流派或建制派的确对特朗普进行着并实现了塑造。这不但表现为特朗普在外交事务上的实际选择较为快速地回归到了共和党传统轨道上来,也体现为特朗普在内政议程上的推进效果:即共和党主流派一贯支持的、且特朗普接受的政策或议题往往较为顺利地实现了(如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或者去监管、推翻奥巴马能源政策等行政令)或正在推进之中(共和党版本的《美国医保法案》或税改立法);而特朗普个人极端色彩较为明显的、但共和党主流派并未全部接受的政策或议题都陷入了相对漂移的状态: 比如,限入令虽然间接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背书,但仍旧在联邦司法系统内部反复遭到否决;而边境筑墙虽然有总统行政令的要求,但其资金来源仍不清晰。换言之,面对这位颇为孤立的帝王式总统,共和党主流派虽然无法实现对白宫决策过程的有效控制或沟通、实现事前制约,但至少正在通过针对白宫决策产出进行结果导向的事后制约。 美国党内政治作为优先主题的状态可能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被终止。基于中期选举中总统所在党往往会失去席位的经验判断,以及过去三次国会众议院的多数—少数轮替均发生在中期选举的历史事实(即1994年共和党增加54席转为多数、2006年民主党增加32席转为多数、2010年共和党增加64席转为多数),民主党在2018年中期选举中存在较大可能增加足够席位,进而重新回到国会众议院多数地位。特别是在2016年大选中,23位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在总统选举层面上支持了希拉里,提升了民主党翻盘的概率。一旦共和党在国会两院的多数地位被打破,民主党也就将获得足够制约特朗普政策推进的能力和空间。需要强调的是,两党政治或党争政治的回归,仅仅改变了党内政治作为优先主题的地位,但并不意味着两党各自党内长期整合过程的尘埃落定。 至少在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党内政治的主题可以被视为判断美国政治大方向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稳定性的唯一标尺。一方面,如果特朗普可以有效保持共和党阵营的民意支撑、保持国会两院共和党领导层等党内主流派或建制派的充分支持、避免出现党内支持的塌方式逆转,所谓通俄门等危机都基本上可以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远远不会发酵到开启弹劾程序的地步。 另一方面,只有确保共和党党内主流派或建制派对其政策议程的支持,特朗普才能彻底实现某些政策绩效,进而兑现竞选承诺。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的承诺兑现或执政业绩,也将有助于拉抬共和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的选情。 长期主题:周期更迭下的美国政治重组 在整个2016年选举期间,关于美国政治周期的论断以及相关分析框架被反复提及,甚至被视为预判大选结果以及美国未来政治走向的重要视角。事实上,如果按照小阿瑟施莱辛格关于公共利益(public purpose)与私人利益(private interest)之间耗时25年至30年的摆动判断,2016年显然很可能标志着自1992年开启的温和自由派周期的终结。 1992年克林顿当选以来,美国进入了更多公共利益导向的新周期。即便在2001年到2008年共和党人小布什执政期间,其在所谓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立场下,将部分处方药加入医疗保险以及教育改革等政策,仍旧具有公共利益倾向。 而近年来,面对着奥巴马全民医改、税收改革、移民改革等公共利益导向的自由派政策,要求个人利益的声音也此起彼伏,并体现为茶党运动以及反建制派的强势崛起。这一切都将意味着,2016年大选(乃至2020年大选)正处于从公共利益摆动到私人利益、从温和自由派转入保守主义倾向的历史周期调整节点上。 判断2016年大选作为历史周期节点的重要理由,即从选举政治中展现出的某些发展态势完全符合一般与周期更迭伴生的规律性特征,即所谓的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和区域主义(sectionalism)意义上的变动。 就政党重组而言,出现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导致政党基本选民盘重大变化的所谓关键性选举(critical election)。从2016年总统选举两党党内初选竞争,甚至是金融危机以来两党对某些核心议题的政策调整上观察,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长期充当两党政治划界标准的所谓社会议题正在急速弱化,而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这一发展议题开始占据核心地位。换言之,党争的核心议题正在加剧经历从国内议题转为应对国际趋势挑战的所谓的外部化。 这里的社会议题基本上涵盖了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相关的诸多所谓的文化事务,比如美国同性婚姻、堕胎、性别平等,以及社会福利事务,等等。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在这些议题上的迥异立场不但充当着区分民主、共和两党的鲜明标签,也是两党进行差异性选民动员的抓手,客观上还掩盖了两党党内在经贸、移民等发展议题上的隐形分歧。产生这种议题外部化调整的原因复杂,其中最为突出者有二。 其一,众多社会议题本质上具有代际属性,其争议性随着世代更替而弱化。最为典型的例子即美国公众对同性婚姻逐渐宽容的态度变化。2001年时的民调显示,支持同性婚姻者在民主党、共和党以及独立选民群体中分别为43%、21%和43%,而在2016年的民调中这三个数字分别提升为70%、33%和61%。可见,围绕社会议题展开的所谓文化战争(culture war)在烈度上持续下降。 其二,金融危机以来的美国的确更多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自由贸易与移民流动等多重严峻挑战,而两党在这些重大民意关切议题上原本存在的党内和党间分歧被放大为主要矛盾,进而形成了全球主义者与本土主义者之间的所谓的边境战争(border war)。 战争主题转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两党基本选民群体以及政策偏好的同步变化。民主党内部原本存在的新民主党人与进步民主党人在经济发展议题上的差距日益突出。民主党面临着在前者的不遗余力地发展经济的全球主义倾向和后者的保护本土劳工利益的本土主义倾向之间的重大抉择。2016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初选对于新民主党人的选择,进一步导致了蓝领中下层群体的分化,甚至于转投共和党。相关民调显示,在民主党受访者中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分别为56%和38%,而这组数字在共和党受访者中为38%和53%。 这就意味着,民主党正在呈现出拥抱全球主义的趋势,也就导致了其在新周期中彻底失去蓝领中下层群体选票的很大可能。特别是在民主党在移民问题上坚持开放态度的前提下,蓝领中下层白人或将更为快速地倒向共和党。如果这一趋势得以延续,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将在新的历史周期中转化为以上层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白人、少数族裔以及城市人口组成的具有全球主义或多元主义倾向的群体。 美国蓝领中下层群体走向共和党的基本动力,其实是共同分享的传统价值观;但至少在2016年共和党特别是其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也提出了在经济议题上同样吸引蓝领中下层的美国优先、让美国再次强大等本土主义解决方案。如果这些经济政策理念得以完善并在特朗普任内获得收效、进而被共和党主流派彻底接纳的话,共和党就会不断将蓝领中下层特别是白人群体巩固为其重要基本盘。换言之,特朗普时代之后的共和党极有可能成为以蓝领中下层白人与南方以及农村地区保守派共处为选民基础的本土主义政党。 需要强调的是,基于民主党由不同利益群体构成而共和党由不同理念驱动的大判断,与民主党党内其他群体存在利益差异的蓝领中下层可能更易发生政党归属意义上的移动,而逐渐失去蓝领中下层的民主党也将更易整合其他群体的利益;但是共和党相比而言,却更难快速地在不同理念之间形成能够满足蓝领中下层群体诉求的政策方案与政治立场。这就意味着,因特朗普而回归的本土主义倾向虽然已再次成为共和党未来的一个重要选项,但也同样是共和党党内不同理念或派别的攻击目标。换言之,这一轮政党重组可能会贯穿特朗普整个四年任期。 就区域主义而言,通常各区域各州在政党归属上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在新周期开启、政党重组出现时,政党区域分布也将相伴出现规模较大且周期较长的调整。比如20世纪60年代以来南方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的过程。2014年中期选举之后,来自南方各州的所有民主党籍国会议员已无白人,进而彻底完成了这一轮共和党化。 结合2016年选举以来的政治现实,美国当前正在同步经历着两个区域的整合。一个是被认为决定了2016年大选结果的所谓锈蚀带。该区域范围内的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以及密歇根三州正是在多个民调中被预测倾向于民主党、但最终却为特朗普锁定胜局的关键三州。 这个区域原本是民主党占据某些相对优势的摇摆地带,但自金融危机以来逐渐在摇摆状态得以保持的前提下出现了倒向共和党的端倪.与2008年首次当选相比,奥巴马在2012年连任时不但丢掉了同为锈蚀带的印第安纳州,而且其胜出比例缩水幅度最大的五个州中除佛罗里达、内华达等传统摇摆州之外,就是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和密歇根这三个锈蚀州。 因而,希拉里2016年在该区域的落败只是延续奥巴马任内民主党在锈蚀带逐渐失势的整体颓势。当然,催化锈蚀带变动的最大动力,无疑是在该地区人口比例中占据举足轻重地位的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逐渐倒向共和党这一选民变化。而由于共和党党内不同理念整合重构的难度与耗时持久,锈蚀带的变动也大概率地要经历一个漫长且方向不定的过程:即长期在两党之间的摇摆或某一党明确强于另一党的倾向的区域特征。 另一个是自21世纪以来就被认为最有可能引发下一轮重大重组的区域,即横贯南北的落基山区八州。这一区域在近年来的变化的确符合当前民主党党内整合的新趋势:以南部墨西哥移民涌入为主动力的少数族裔比例激增;该地区白人受教育程度提升以及蓝领工人比例骤降;西海岸高科技产业及人口的内迁;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导致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聚集,等等。也正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白人、少数族裔以及城市人口的新构成等这些符合民主党整合趋势的特征,该区域范围内的内华达、科罗拉多、新墨西哥乃至亚利桑那等州在不同程度上在总统选举期间成为关键摇摆州。不过,由于落基山区人口规模仍旧较小,其政治影响力无法与南方各州或锈蚀带相提并论,因而也只能作为可能引领未来某个周期变革的潜在积蓄因素来持续关注。 概括而言,美国政党重组与区域调整的核心都是蓝领中下层尤其是其中白人群体的变动,只是前者是在政党归属意义上的,后者是因为该地区内的群体改变政党归属而导致了区域在政治倾向上的整体移动。这就意味着,民主、共和两党未来也将在与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密切相关的内外议题上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

从本质上讲,传播技术不断将传统两党机器的作用弱化,“选秀”或“造星”式地凸显了参选人个人的形象与立场。

特朗普阵营的这一举动,显然是想延续其在2016年大选中“推特竞选”的成功经验,将个人定制化的智能手机竞选进行到底。

惯性超越不确定性

2016年总统选举落幕以来,关于特朗普将为美国政治与内外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将给美国政治制度与生态带来的挑战,成为多方关切的热点话题。美国学术界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声音。相对悲观的立场,如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曾指出,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政治可能面临着一种持续的失衡状态。共和党多数主导的国会、由特朗普通过人事权施加极大影响的司法系统和行政官僚体系都无法有效实施制衡,传统媒体也将因被特朗普冠以所谓的假新闻而遭遇公信力衰落。在这种权力制衡几近失灵的情况下,美国所谓公民社会的力量将逐渐扮演起对抗特朗普的最后防线角色。 阿西莫格鲁的观点的确指出了美国政治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取向,即社会运动乃至社会抗争的持续加剧与爆发。具体而言,由于经济、移民等发展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社会运动的主线也将以阶层和族裔为核心诉求展开。但必须看到,这种观点显然低估了美国政治本身的复杂性,特别是参与政治过程的各要素内部以及之间的多元互动。美高梅mgm59599 2

新京报我们视频截图

事实上,美国这种西方式竞选的内核环节就是说服的过程,即参选人通过各种方式说服选民接受其主张、参与助力其竞选并最终给予其投票支持。这也意味着,参选人个人的形象塑造,以及对议题本身的不同阐释框架,甚至比政治与政策现实更加重要。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团队正在研发一款专门在智能手机上应用的竞选程序,并将很快上线投入使用。按照目前的预期,该智能应用将被用于发布信息、动员选民、招募志愿者以及吸收捐款等竞选活动的关键环节。

最为典型的例子当然是1960年,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首次面向美国普通公众进行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最终,政治经验更为丰富的尼克松因为形象远远不及比自己年轻四岁的肯尼迪,铩羽而归。这次电视辩论,普遍被视为现代政治传播当中的一个经典桥段,也是电视媒介改变传统政治传播方式的一个开端,被认为是美式竞选的重大模式转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迎来互联网竞选,最经典的例子,自然是特朗普上演的“推特竞选”神话。

特朗普阵营的这一举动,显然是想延续其在2016年大选中“推特竞选”的成功经验,将个人定制化的智能手机竞选进行到底。

虽然被称为是首位“社交媒体总统”,但特朗普面对2020年大选时显然已不仅仅满足于此——他正在希望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智能应用,以此将网络化竞选的能量最大化。

传播技术发展推动美国总统竞选模式转型

不过,要将自己的竞选舞台安置在选民手掌上的智能终端上,也并非易事。最大的挑战在于,在放弃了普及社交媒体的规模聚集性之后,专属应用如何能达到足够发挥作用的集群效应。

事实上,美国这种西方式竞选的内核环节就是说服的过程,即参选人通过各种方式说服选民接受其主张、参与助力其竞选并最终给予其投票支持。这也意味着,参选人个人的形象塑造,以及对议题本身的不同阐释框架,甚至比政治与政策现实更加重要。

换言之,特朗普阵营在动员选民投票之前又给自己加了一个挑战,即如何动员选民下载、安装这个智能应用。

最为典型的例子当然是1960年,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和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首次面向美国普通公众进行电视直播的总统辩论。

目前看到的情况是,特朗普阵营将把参与特朗普造势活动并获得VIP座位,甚至与特朗普合照作为下载应用的奖励。但关键是对这些“奖励”感兴趣的选民,不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吗?针对这些人的动员到底是否能提升投票率,其实并不确定。

这一次电视辩论的结果想必大家多有耳闻,政治经验更为丰富的尼克松因为形象远远不及比自己年轻四岁的肯尼迪,铩羽而归。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社交媒体的作用在于造势、制造新闻的话,智能应用的针对性更强。而按照皮尤民调研究机构的数据,50岁以上(特别是65岁以上)、没有接受大学教育、农业地区等标签下的选民,持有智能手机的比例都明显低于80%的全美平均水平,而这些人恰恰是特朗普连任时一个也不少的选票来源。

这次电视辩论,普遍被视为现代政治传播当中的一个经典桥段,也是电视媒介改变传统政治传播方式的一个开端。

从这个角度出发,这样一个应该会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智能应用,虽然再次向美国现行竞选模式发起了冲击,但最终是否对“让特朗普再次当选”发挥积极效果,还尚未可知。更何况,目前深陷“通乌门”的特朗普,本届任期能否顺利走下去,还是未知数。

而此次经典战役也表明,随着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参选人个人成了整个竞选的中心位置,而民主、共和两党政治精英及其驱动的政党机器逐渐成为被绕开的附庸。这被认为是美式竞选的重大模式转型。

或者,号称将有助于动员的智能应用本身,就是一种话题感十足、极大吸引眼球的动员吧。

随后半个多世纪的故事,其实就如同传播技术对所有人日常生活的影响一样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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